台灣本土漢傳佛教的發展，從明鄭時期來台的初期傳入、到當代的全盛開展，是近代以來東亞佛教史上的特例和值得史家重視與詳細記述的一段輝煌成就事蹟。它的近350年的發展歷程如下：

出現在近代以前的台灣本土佛教信仰文化，主要是從明鄭時代由閩南傳來，迄今雖已歷三百多年之久，但明清時代台灣出家佛教的源流，其實只有兩種：

       第一種，是住在「禪寺」裡的和尚，被稱為「禪和子」，因彼等多為大陸華南僧侶東渡來台，所以亦通稱其為「外江僧」，表示其為外省或內地(大陸)來台的僧侶之意。

       第二種，則是主持「香火寺廟」（更精確的稱呼，應是「以祭祀祈福和免災為主的寺廟」）的「香花僧」的變相型態，普遍流行於清代台灣西部的南、北、中三地。因此，彼等所主持的儀式性祭典佛教，事實上構成清代台灣本土佛教活動和信仰文化的主要內涵。

       此外，在清代中葉，有齋教三派(龍華、金幢、先天)先後傳入台灣，影響甚大及久遠。因當時台灣地區，有不少信佛的未婚婦女或寡婦，因受限於官方的法律規定，不得任意出入佛寺和隨意出家為尼，便自建齋堂或入居共有的齋堂，來安處日常的宗教生活，即可不必到佛寺去落髮出家，又可以「帶髮修行」，以安度其孀居晚年的奉佛生涯，所以逐漸形成風氣，並成為清代華人社會中的一大特色。

       等到進入日治時期以後，彼等在日本佛教各派的促成之下，有一部份便順利轉型為傳統的僧伽佛教，甚至成為當時台灣本土佛教發展的新主流。所以清代齋教三派的傳入台灣，對日後台灣本土僧伽佛教的發展，貢獻極大

日治時期的日本佛寺木造建築，當時規定來台的日本佛教各派必須自建佛寺。 〈日式佛寺〉。圖片提供者：江燦騰。

       日治時期的台灣佛教傳播發展，前後共計50年（1895～1945）間，又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及其不同的傳播特色：

       第一階段，是從開始統治到西來庵事件爆發，約當統治的前20年或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

       這一時期，日本佛教各派，除禪宗和本願寺派的淨土真宗與台灣本土寺廟及齋堂建立合作的加盟的關係以外，因新殖民統治者對台灣民眾的宗教信仰，採取自由寬容的政策，使佛教的發展機會大增，所以台灣本土的跨地域佛寺信仰聯盟，也紛紛蓄勢待發。

       可是，到1914年時，因余清芳等人利用台南的齋堂「西來庵」作為抗日連絡中心，造成日本官方的驚慌和警覺。因此，在事變後，即進行深入的全島宗教調查，並試圖藉聯誼和組織的方式，將全台灣的齋教徒納入其中而加以掌握。

       在此同時，上述的作為和新情勢的急遽發展，也逐漸促成台灣近代出現的四大本土佛教法派出現，即：一、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派，二、台北觀音山凌雲禪寺派，三、大湖法雲寺派，四、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派，加上台南開元寺先發展的「玄精‧傳芳」派，和日本來台發展的幾個佛教宗派，都在此一階段，紛紛擴張初期的在台教勢，力圖大展其鴻鵠之志

左一：台北觀音山凌雲禪寺派創立者沈本圓住持；左二：基隆靈泉寺住持江善慧，曾任台灣佛教中學林林長； 左三：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派的創立者林永定住持；右圖：日僧東海宜誠，精通台語，是當時串連最多台灣佛寺 的日本佛教臨濟宗開教使。 〈沈本圓住持〉；〈江善慧住持〉；〈林永定住持〉；〈日僧東海宜誠〉。圖片提供者：江燦騰。

       第二階段，是直到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的第40年為止，約當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日本佛教各派紛紛在台建立永久性的傳教中心寺院(或稱為「台灣別院」或稱其「台北別院」)和各地分院及或布教所，建立中等佛教教育機構或訓練班，以提昇加盟的台灣本土佛教弘法人物的知識水準，派遣優秀的留學生赴日深造，以養成高等佛教學術人材，以及促成本土佛教大法派的系統建立。所以這一時期，也是台灣佛教發展與轉型的黃金時代，和當時台灣社會的其他改革運動，完全可以對照來看

日治時期，佛教界人士在桃園臨濟宗聯絡布教所前合影。 〈布教所前大合照〉，吳金淼攝。圖片提供者：夏門攝影企劃研究室。

日本佛教曹洞宗台北別院內的觀音禪堂，是日治時期台灣佛教中學林的教室所在。 〈台北別院內觀音禪堂〉。圖片提供者：江燦騰。

日治時期興築的水泥日式鐘樓，外觀呈白色，位於曹洞宗台北別院前，是開台創舉。 〈日治時期水泥日式鐘樓〉。圖片提供者：江燦騰。

       例如主張僧侶可結婚、不必禁慾的正反派激烈爭論、批判禪學和正信佛教的思想推廣運動、新人性化的佛教藝術創新和儒、釋知識社群的嚴重對立等，都是此一階段的產物。同時，全台性的佛教正式組織和其機關刊物，也出現於此一階段；並且此一階段，也首次有台灣本土僧侶獲派，參與第一屆在日本東京增上寺舉行的「東亞佛教大會」，使台灣佛教人士能夠在正式國際佛教交流的場合，宣佈其佛教改革主張和對其他佛教團體的表示關懷

1916 年在台北市舉行首次的台灣勸業博覽會，來自全台的佛教知識菁英於會場搭台，對前往參觀的群眾進行各類佛 教系列主題的戶外公開演講，打破開台以來的新佈教活動紀錄，並與當時佔優勢地位的基督教長老教會的牧師們， 論辯何者的教理主張或信仰方式較為優秀。本次為期數十天的佛教演講會，不但轟動一時，也相繼促成台灣佛教青 年會組織的出現和第一所台灣佛教中學林的正式開辦。對於台灣佛教徒近代教育與思想啟蒙的實踐，影響深遠。 〈台灣勸業博覽會〉。圖片提供者：江燦騰。

1925年，台灣僧侶代表與中華佛教代表在日本東京增上寺，參加第一屆東亞佛教大會。 〈第一屆東亞佛教大會〉。圖片提供者：江燦騰。

       所以，此一階段的發展特色，可以說是具有現代性的前衛表現，故稱之為傳播和發展的黃金時期，應無過譽之虞。

       第三階段，就是日本在台殖民的最後的十年。在此階段中，由於日本在中國大陸發動全面性的侵略戰爭，在台的日本統治當局，為免台人心向祖國，加速實施皇民化政策。於是台灣佛教也被要求全面日本化，同時要配合官方的需求總動員。成為統治的輔助工具之一。

       當時日式化的「皇道佛教」，舉有強烈軍國主義的色彩，所以透過南北兩處「佛教練成所」的培訓和意識形態的灌輸，所以，在這一時期之內，台灣本土佛教完全喪失其自主性，直到戰爭結束，日本退出台灣為止。

       戰後日本退出台灣，由國民政府接管。1949年開始的戒嚴體制，延續了38年之久，所以由大陸逃難來台僧侶所主宰的「中國佛教會」組織，藉黨政權力的支持，便得以壟斷傳戒權利、主導發展方向，並極力排斥日式佛教、重建所謂的「大陸佛教」

1953 年，「中國佛教會」來台群僧，首次在台主導台南大仙寺的傳戒活動，是日後掌權的開端。 〈台南大仙寺傳戒活動〉。圖片提供者：江燦騰。

戰後漢傳佛教在傳授三壇大戒活動中，於新戒子頭上點上香疤的寫實照片。 〈三壇大戒〉。圖片提供者：江燦騰。

       因此，戰後的台灣佛教分期，事實上是以戒嚴前的五年、戒嚴時期的1949年和解嚴迄今，共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放任的過渡期，第二個時期是為改造和發展期，第三時期，則是變革期和批判期。

       其中尤以第二時期的傳播和發展最具特色。因在一階段中，大陸傳戒的規範和出家佛教至上的意識型態，主宰了原有的台灣佛教。而且日本在台的許多美麗的佛寺，大多被變賣或改建。

       取而代之的是，廣播型、觀光型和舞台化的新佛教傳播方式，逐漸成了新的主流。大陸來台的星雲法師及其一手建立的佛光山系統，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此外，仿日本鐮倉的銅鑄大佛的彰化八卦山的水泥製大佛，則是更早期的台灣佛教觀光化的著名先驅。

       但在戒嚴前期的20年間，台灣佛教教勢的整體傳播和發展，與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在台同一階段教勢的強力發展相比，仍較弱勢，此從教會大學的數量之多與佛教大學全無之對比，即一目了然。

       1960年代以後，由於台灣地區在退出聯合國和美台正式斷交之後，台灣的經濟方面仍能持續高度成長，而高等教育人口業隨之激增，加上新社區、新故鄉的逐漸形成，因此台灣佛教的發展黃金時代，再度出現，並且規模更大。

       所以在前述的佛光山之外，另一更具社會影響力的佛教系統，則是由台籍尼師釋證嚴所領導的慈濟功德會，也快速的擴張於解嚴前的十年。

加上北台灣的法鼓山教團和位於南投縣的中台禪寺教團，都相繼崛起於此時。因此，在第二階段的最後十年，堪稱台灣佛教傳播發展史上的最高峰期。 

       1987年，台灣地區因官方宣佈解嚴，並頒佈《人民團體組織法》和開放到大陸探親及觀光，因而進入第三期的發展階段。

       具有中央領導霸權的「中國佛教會」，由於官方正式立法允許多政黨和眾多同中央及佛教組織的成立，所以其長期獨霸的支配優勢，頓時為之崩解：傳戒多元化和僧尼平權的強力訴求，都因之相繼出現，且其勢皆不可檔。

       此外，因兩岸恢復交流，所以台灣佛教回流大陸，成了新的發展方向之一。

       所以，受此影響，此一時期，開始有諸多禪修型和靈驗型的佛教團體或組織，都延續前期的發展，更大行其道。

       特別是西藏各派流亡海外的各派僧侶，由於趁著達賴二次來台訪問的有利時機，紛紛相繼來台發展，開啟了第二波藏密佛教的傳入台灣的高峰期。

       而幾乎與藏傳佛教第二波傳入台灣地區的同一期間，更有不少緬甸、泰國和斯里蘭卡的禪師或僧侶，相繼來台交流或傅授禪法。

       但是，相對的，台灣佛教思想的異化與衝突，也一再出現於此時

昭慧法師與印順導師（前排右），是人間佛教思想的著名提倡者。

〈昭慧法師與印順導師〉。圖片提供者：江燦騰。

       其中尤以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為指導的社會關懷之實踐方向，逐漸為知識份子所接納，並在佛教婦女的戒律改革和環保方面，取得重大的發展。

       同時，台灣佛教的知識份子，對台灣佛教界出現諸多弊端的批判現象，也相繼出現。因此，當代台灣的佛教界，正處於變革期和批判期。

       而佛教女性所主導的台灣佛教，預計在未來不久，當可以更告成熟。

◎本文作者提供的數位典藏圖片參考：江燦騰主編【戰後台灣漢傳佛教史】(台北：五南，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