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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蘭文里
圖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研院史語所藏:順治帝登極詔書

順治帝登極詔書

在台北與北京故宮的通力合作下,雍正帝特展在台灣掀起了一陣炫風。連帶地,大家對於清史與中國近代史,也投諸以熱切的目光。由二月河著作改編的電視劇「雍正王朝」,也在台灣再度熱映。姑且不提當年製播此劇時,多少有為中國總理朱鎔基推進改革開放政策護航的嫌疑,不過雍正帝面對的問題,確實值得每位領導者加以審視與深思。

雍正帝另外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或許就是當年清王朝的「族群關係」了。以一個非漢民族的少數族群,要君臨中原、贏得漢民族的效忠,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因此雍正帝特別注意從文化認同角度,來解釋政權合法性。那麼,是誰給雍正帝帶來這般難題呢?

往前追根究底,雍正帝的祖父順治帝1638年-1661年,或許就是雍正帝榮耀與煩惱的一切根源。在順治帝出生,正是女真政權雄霸山海關外、國號大清之時。當時的明朝受到內部民變的紛擾,早已腐敗不堪,政權在操切的崇禎帝領導下,很明顯地缺乏真正改革與面對困境的能力。雖然清軍早已跨越長城險要,長驅中原四處掠奪、並且擊敗明朝政府的野戰軍。但是清與明相較之下,無論人口、掌握領土與軍力,仍然居處於劣勢,因此清軍在1643年之前的關內行動,仍舊以抄掠為主要目標。

1644年,由李自成領導、國號大順的變民軍,憑藉著人民的怨怒之氣長驅北京。冠蓋雲集的北京,卻早已無人願意為明朝這個腐朽政權盡死節,在薄弱的抵抗之下,北京開城投降。崇禎皇帝自殺,李自成坐上了皇帝大位。取得政權的大順,第一件事情就是對這些剝削階級的大臣、皇族們百般拷掠,追究他們在當權時貪汙的骯髒錢。

鎮守山海關抵禦滿清、明朝最強大野戰軍司令的吳三桂,家人也陷入北京的大順政權之中。大順知曉吳三桂軍團的戰略價值,自然百般攏絡,不過由於某些私人理由,吳三桂仍然捨棄大順應允的榮華富貴,轉而向從前的死敵大清請降,跪求清軍入關助戰。

清軍或許人數較少,但是擁有多年戰鬥經驗、兵強馬壯,在一片石之戰中擊潰了大順軍的攻擊,一路攻向北京。在北京易幟後,當時滿清政權的實際領導人親王多爾袞,便正式迎請順治帝入關,於北京登極。

當年的政治語言,是如何闡述這個歷史關鍵時刻呢?當然,這或許不像歐巴馬的當選那夜的演說那般振奮人心,不過的確是份歷史關鍵文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的明清檔案,就有這段順治帝登極詔書。上面寫著:「方馳金鼓,旋奏澄清,既解倒懸,非富天下。而王公列辟,文武群臣暨軍民耆老,合詞勸進,懇切再三…乃於今年十月初一日….即皇帝位….號曰大清,定鼎燕京,紀元順治…。」

如果我們以現代語文出發、搭配當時的歷史環境解讀這段詔書原文,那麼大意如下:「在吳三桂請求我大清出兵後,我們才剛剛應邀入關,不費吹灰之力便擊潰了李賊自成的抵抗。不過我軍出兵的理由,並非貪圖天下之土,而是要解救生活在大順政權水深火熱之下的苦難百姓。在我軍進入北京城後,前明的王公貴族、政要官員,以及軍民百姓,認識到天命有所屬,便共同勸朕即皇帝位,朕自知品德不足,推辭再三,但是拯救黎民蒼生的責任,又怎能推辭,於是朕在今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即皇帝之位。新政權國號大清,首都定為燕京,紀元則為順治…」

這段詔書之後,新成立的清朝還詳細地羅列各類前明文武百官投靠清朝的賞格。他們深知自己居處劣勢,單憑蠻力不足以成事,更需要積極攏絡人心,以智慧、謀略征服中土。精研滿清歷史的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教授,特別替滿清入關的歷史寫了一本皇皇巨著《洪業-清朝開國史》The Great Enterprise。當然順治元年詔書的頒布,並不代表漢民族就準備乖乖接受女真民族的統治,之後的二十年,滿清政權仍然得和變民軍、南明軍、以及躍上政治舞台的東南海商集團搏鬥。但是滿清以弱敵強、蠶食中土的歷程,仍舊是值得企業組織借鏡的經營管理典範。

我們並不清楚雍正帝留下「為君難」的警語時,心底面有沒有想到祖父順治帝的奮鬥歷程。但是,這篇順治帝登極詔書,或許就是雍正皇帝榮耀與責任緣起時刻的最佳歷史見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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